发达国家深陷通胀泥潭？财政危机、民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面临挑战

在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中，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严峻的通胀压力和财政危机。各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千疮百孔，法国的债务持续攀升，甚至新任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10月14日提议推迟原本旨在恢复预算可持续性的退休年龄上调政策，显示出财政管理的无奈。与此同时，英国在经历福利改革的失败后，面临着必须大幅提高税收以填补预算缺口的困境，尽管去年已经实施了一次所谓的“一次性”增税。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甚至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进一步减税，扩大这一无法持续的赤字。

一、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各国政府在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中究竟还能坚持多久?根据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现已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如此高的债务水平在新冠疫情之前仅在拿破仑战争后出现过一次。当时，英国通过实施近一个世纪的紧缩预算才得以还清债务。然而，今日的政客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财政挑战，难以在可持续性与公民要求之间找到平衡。

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和国防开支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选举压力，要求政府增加开支。但在提高税收问题上，各国同样面临重重困难。在欧洲，政府收入本就较高;而在美国，增税几乎被视为政治自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紧缩政策实现了债务的显著下降，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人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一想法却过于理想化。历史表明，国家之所以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通常是由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或是小国正在追赶其他经济体的步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突破并不会改变养老金和医疗支出随收入上升而增加的趋势。在高福利国家中，随着生产率提高，这些支出将进一步激增。

二、通胀与金融压制的可能性

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可能采取通胀和金融压制的手段，以降低其高额债务的实际价值，这种策略在二战后曾被一些国家采用过。这一机制在各国央行的运作中已经逐步建立，央行在债券市场中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这一选择变得更加可行。然而，民粹主义者如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政客奈杰尔・法拉奇等人，正试图攻击本国央行，提出可能削弱抗通胀防线的政策。

尽管没有人喜欢物价上涨，尤其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的压力下，但通胀的发生并不需要政治支持。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还是2022年，物价上涨往往是在政府实施不可持续经济政策时的必然结果。一旦市场觉醒，往往为时已晚。

三、财富大洗牌的社会风险

通胀将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伤害，它不公平地重新分配财富，财富从债权人转向债务人，从持有现金和债券的人转向拥有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言，通胀引发了“财富的任意重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面临着多重财富转移的挑战：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常规的办公室工作，而婴儿潮一代则将巨额房产财富传给幸运的下一代。

这种财富重组的现象可能破坏维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打乱社会契约。20世纪，阿根廷经历过的通胀危机，从一个富裕的新兴国家沦为频繁陷入危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正是这种财富重组的后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争夺的不是如何创新或提高生产力，而是如何掌控国家机器，以便利用其权力帮助自己规避通胀的“充公”效应。

四、走出危机的可能性

不过，这种螺旋式下降并非不可避免。20世纪70年代的持续物价上涨也促成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他们将稳健货币政策视为国家与公民之间契约的核心，确立了债务偿还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通胀的战争为一代人树立了独立央行的信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通胀下降堪称奇迹，即使是面临困境的阿根廷，或许也能迎来新的机遇。

发达国家将选择哪个方向——是走向毁灭还是采取审慎的策略?在每个国家，现金储蓄者和债券持有者将联手反对通胀。他们的声音能否被听到，依赖于债券市场与政客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可能会非常复杂。

如果世界能够降低债务水平，避免过度借贷的陷阱，那么一定程度的复兴将是可能的。然而，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经济体将面临混乱与不稳定的局面。